一段被遗忘的阿尔巴尼亚家族往事
2021-06-25 10:22
★《卫报》《华尔街日报》年度历史图书，一部引人入胜的地中海史诗
16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欧洲在东地中海全面遭遇奥斯曼帝国的挑战，从教宗到平民、从商人到海盗，无不受到冲击和影响。接续布罗代尔《地中海史》，本书包罗现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方方面面，呈现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 媲美《马丁·盖尔归来》的微观史学力作，透过个人命运照亮整个时代
当奥斯曼土耳其遭遇基督教欧洲，东西方争霸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是选择坚持本心拼死一搏，还是委曲求全另谋出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忠诚观念如地中海浪潮般起起伏伏。追寻代理人的足迹，聆听一段被遗忘的阿尔巴尼亚家族往事。
★ 权威历史学家推荐，牛津大学教授走遍欧洲，以二十年求索复原失落的世界
诺埃尔·马尔科姆遍寻欧洲档案馆，寻访书中主人公的蛛丝马迹，提炼出传奇般的冒险故事。“本书既是无可挑剔的原创研究成果，也是有关欧洲东西方、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关键历史时刻的精彩作品。”（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作者）
前 言
大约二十年前，正当我在阅读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16世纪意大利书籍时，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作者引述了一篇关于奥斯曼帝国主要欧洲省份的论著，由安东尼奥·布吕尼所写；这本书在讨论阿尔巴尼亚人的部分写道，相关信息可以在“他们的同胞布吕尼”的作品中找到。这则引述指向一份由阿尔巴尼亚人撰写的有关（至少部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文献。这对研究该国历史的人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似乎是首部由已知姓名的阿尔巴尼亚作者撰写的此类作品。
此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引用这一文献。进一步调查后我很快确认它从未出版、藏地未详，总之，罕有人知。有本现代阿尔巴尼亚教科书似乎从中摘引了词句，但仅包含上述16世纪意大利书籍在引用布吕尼作品时提到过的一处细节。而安东尼奥·布吕尼本人似乎是个无名之辈，几乎没有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留下过踪迹。我只在彼得·巴特尔——当代书写阿尔巴尼亚的西欧作家的老前辈——的一部作品中看到有一处提及此人，彼得·巴特尔指出，一位叫那个名字的人据说于16世纪晚期某个未知时间在罗马代一位犯错的教士（此后他成为阿尔巴尼亚的一位主教）求过情。这一阶段，再无任何发现。
当然，很有可能布吕尼的论著未能以任何形式幸存至今。但我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地理学抄本论著十分受欢迎，常被抄写多份流转传阅；鉴于意大利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非凡馆藏，收录这一论著某个副本的地方可能并不少。年复一年，我尝试多种方式寻找它，其中一些方式较有条理，另一些多多少少有些随意。但最终是好运而非技巧和努力帮助我找到了它。在近期一篇意大利博士论文中，作者详细列出了梵蒂冈图书馆庞杂手稿的完整目录；正在阅读之际，我看到布吕尼作品的标题赫然在列。十分钟之内，我预定了飞往罗马的航班。
当我终于将布吕尼论著抄本拿到手中时，我发现它的篇幅不及预期。尽管这个抄本的确写了这个国家的很多有趣之处，但它并不是专门写阿尔巴尼亚的。不过，这个抄本格外引人入胜，特点鲜明，与这一时期西欧学者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常规历史叙事截然不同。它由一位深知内情的人所写——作者既不是在伊斯坦布尔获取二手信息的外交官，也不是途经言语不通的地域的旅行者。我决定亲自誊抄这部作品，找一个合适的学术园地发表，并对它进行简短介绍。
但真正的问题此时出现了。在介绍这部作品时，我必须说明安东尼奥·布吕尼是谁，以及他是如何、何时、为何写下它的。一些关于他生平的线索，包括他与摩尔达维亚流亡统治者相当令人困惑的关系，在文本之中可以看出。但除此之外，抄本中仅有两处关于他的细节。一是他的名字，抄本称为安东尼奥·“布鲁诺”而不是“布吕尼”，试图以此为基础发现他的更多信息几无可能，因为其姓氏的两种拼法在意大利文化和历史中比比皆是。二是他出生的城市名字Dolcigno或Dulcigno——今天黑山的乌尔齐尼。乌尔齐尼的乔瓦尼·布吕尼曾是当地的大主教，所以我决定从他入手，期望发现二人有家族联系。渐渐地，在好运和旷日持久的研究工作帮助下，我拼接出了布吕尼家族史的部分片段，并开始追索安东尼奥·布吕尼几个最近亲属的故事——他的父亲、叔伯和表兄弟——直到这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对着更为宏大的课题。
这是一段尤为丰富的家族往事，其中偶有真正的戏剧性情节，它们与16世纪欧洲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紧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涉及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世界之间关系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早期现代时期这两个世界相互碰撞又彼此往来的方式。西方基督徒与奥斯曼人之间互动范围广泛，一方面开展间谍活动、情报收集和外交（包含译员的本职工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战争和劫掠，一方面又开展贸易、合作或实际上被奥斯曼人雇用。安东尼奥·布吕尼家族的成员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参与过上述所有类型的互动。由此，本书的构想逐渐成形。我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描述这个尤为有趣的群体的经历、冒险和成就，二是以他们的集体传记作为框架，以之为基础构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与互动的更宏大、更具主题性的阐释。这里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不仅包括塑造那些国际关系的大规模外交和战略议题，还包括粮食贸易、海盗和海上劫掠、囚犯交换和赎买、海战、伊斯坦布尔的间谍活动，以及译员扮演的角色等等。在书中，我常常会跳出传记叙事框架转而讨论这些议题，因为它们并非题外话，而是本书主旨的一部分。
随着研究的推进，第三个目标随之出现，即在书中多处简要阐明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历史，并强调阿尔巴尼亚有时以惊人的方式参与了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诸多领域。阿尔巴尼亚历史学家关于16世纪的记载相对较少，他们更为关注的，一方面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时代，另一方面是文献记载更为丰富的17世纪。诚然，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只有很少一分发生在现代阿尔巴尼亚国界以内。但是，阿尔巴尼亚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分布要更加广泛，古今皆然；此外，他们不仅在几个西欧国家的军事事务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奥斯曼帝国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奥斯曼帝国很多极其显贵的帕夏就是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能够超越文化和政治鸿沟，这是他们能为西方雇主所用的关键，也使他们时不时在东西方关系史上占据尤为突出的地位。关于这点，没有比安东尼奥·布吕尼的大家庭更具说服力的了。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权势极其显赫的一位维齐尔是亲戚，布吕尼家族为西方势力服务的能力有时因此大为增强。
在我试图重现其生平的个体中，只有巴托洛梅奥·布鲁蒂此前曾引起过历史学家的关注。个别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包括最杰出的尼古拉·约尔加和安德烈·皮皮迪）曾研究过巴托洛梅奥·布鲁蒂的职业生涯，对他在摩尔达维亚政坛扮演的角色尤为感兴趣。一些西班牙历史学家曾探讨过巴托洛梅奥·布鲁蒂早期服务西班牙国王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他在费尔南·布罗代尔撰写的16世纪地中海伟大历史著作的结尾部分顺带跑了个龙套。但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并未探讨巴托洛梅奥·布鲁蒂的大部分早年生活，而西班牙历史学家也没有关注过巴托洛梅奥·布鲁蒂后来的职业生涯。总之，他们仅仅注意到他是其他主角身边的次要人物。因此，我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其他一些人物也被忽视了，比如安东尼奥·布吕尼的父亲在勒班陀战役中作为船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所有关于这场战斗的现代标准历史叙述均未提到他。很多作品列出桨帆船船长的名字，但却忽略了安东尼奥·布吕尼的父亲，而极少数列出他名字的作品中，有本书竟认为他是来自教宗国的意大利贵族。
因此，本书的很多研究包含了对传记性细节的探究。当学者试图重新发现被遗忘数个世纪的人物时，每一个残存的信息碎片都显得珍贵。本书并未穷尽我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不过纳入了一些帮助阐明人物个体生活的韵味和风格的细节。本书展示的生平故事本身十分有趣——我希望如此；同时，这些生平故事超越了人物本身，指向他们生活其中的一个乃至多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与一些“微观史学”的著名作品相似，即聚焦于一个迄今未知的个体故事，并以此入手，召唤出更广阔的社会或文化世界。不过我的方法与他们的有所不同，部分是由于所获证据的性质所致。微观史的大多数经典著作基于一组单一的丰富信息档案——典型的是一组由地方法官撰写的司法卷宗。我本人在搜寻传记信息时，从未有幸发掘到这样的宝藏。最像这种宝藏的史料本应该是详细介绍布鲁蒂家族（安东尼奥·布吕尼的表亲）的手稿。这个抄本在18世纪基于很多原始档案写成。最后看到这个抄本的是伊斯特里亚当地历史学家多梅尼科·文图里尼。1905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其中的一些信息，但这个抄本看来未能幸存至今。
因而，我的方法是设法调查清楚这些不同个体每人在特定时间的活动，然后前往可能藏有这些活动相关记录的档案馆，探寻他们生活的蛛丝马迹。此类研究费时费力，而且研究者也难免担忧挂一漏万。比如说，我毫不怀疑梵蒂冈档案馆和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必定
有更多关于这些人的资料。两地所藏文献浩如烟海，我多次在其中进行试探性的查阅；但要系统性的“网罗”所有文献，则需要年复一年的工作。我安慰自己，如果本书将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呈现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下，其他在档案馆读到他们名字的历史学家至少会注意到他们，也许还会记录下自己在该馆的发现。另一片我未曾涉入的巨大文献海洋是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档案馆。原因非常简单，虽然我对现代土耳其语有基础的阅读能力，但我并没有那么多年的时间将其转化为阅读奥斯曼手稿的能力，这些手稿中元音丰富的土耳其语言和元音非常匮乏的阿拉伯文字之间经常对不上。（我用到了经现代土耳其文转写出版的奥斯曼史料；其他情况下，我大量使用奥斯曼文献的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罗马尼亚语和各种西欧语言的译本。）尽管书中的一些人与伊斯坦布尔政府有过往来，伊斯坦布尔档案馆也并不一定能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如果涉及司法案件，也许该馆能提供相关司法记录的简要索引，仅此而已。奥斯曼档案馆虽有这一时期丰富的行政文书，例如税务登记册、支出账目和行政法令，但却较为缺乏西方政府档案中常见的个人信件和报告、东拉西扯的政策文件等等更为私人化的材料。
本书与一些著名的微观史经典作品的更大区别是，我在此描述的很多人也深度参与了“宏观历史”。重构一位农民或磨坊主的精神和社会世界是件令人着迷的事，但他们的精神和社会世界必定十分有限，接触不到国际事务、军事指挥和宗教的重大发展。而我试图重现其生平的人们与所有这些事务都有密切联系。他们受到枢机主教友善相待，与教宗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等君主通信。其中一位是特伦托会议上积极参与天主教改革的大主教；另一位是教廷舰队司令在三次战役中的得力助手；还有一位参与了西班牙－奥斯曼停战和波兰－奥斯曼和约的谈判，同时还是摩尔达维亚的首席大臣和军队指挥官；另一位差点成功阻止了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哈布斯堡－奥斯曼战争，还有一位为了终结这场战争冒险出使觐见鲁道夫皇帝。因此，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也意味着在相当广阔的画布上，描摹他们参与其中的国际关系史。
本书当然不会乔装成16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通史；但本书确实试图探究奥斯曼帝国与一系列基督教势力之间的合作、冲突、外交、军事等关系。同时，本书试图挑战一些假设，也为一些长期争论的议题提供新的解释。虽然本书运用了其他专家可能感兴趣的新材料，但是本书所有文字都以非专业读者为主要对象。我希望向这些读者解释清楚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纠正他们对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世界之间关系的成见；向他们呈现16世纪欧洲历史被全然忽视的阿尔巴尼亚因素。若能成功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甚至全部目标，那这本书就值得一写。
文摘
威尼斯帝国的形成与海洋领地的治理
威尼斯帝国历史悠久，国家特征与奥斯曼帝国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威尼斯的“大爆发”是在1204年，当时它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没有直奔圣地，而是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与其同伙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当其他西欧国家的封建领主们用希腊内陆的贫瘠土地、浮夸的头衔犒劳自己时，威尼斯精明地挑选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其对商路的控制的地方。此后贸易成了威尼斯经济的生命之血。这些新财富链条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希腊西南端的两个设防港口——科罗尼和迈索尼，以及位于希腊大陆东翼的优卑亚岛。爱琴海上的一些小岛也被划归威尼斯。由于实际原因，威尼斯把这些小岛移交给了个别贵族，成为私产，这些贵族则成为这些岛屿的世袭统治者。（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失败的。一些统治者成为小暴君，据说锡罗斯岛和蒂诺斯岛曾经为争夺一头驴的所有权而开战。）为了填补这一链条的重要缺口，也为了在主要贸易对手热那亚面前抢占先机，威尼斯此时还占领了科孚岛和都拉斯，尽管未能长期统治。更重要的是，威尼斯买下了克里特岛，并成功击退了热那亚的一些激烈竞争。威尼斯朝帝国方向发展的势头在14世纪中期遭到逆转，当时它不得不放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权益（转交给匈牙利）。但1386年，威尼斯得到了科孚岛，接下来的34年里，我们将看到威尼斯先后获得了一大批领地：14世纪90年代，都拉斯、莱什和斯库台；1409年，重要的达尔马提亚城市扎达尔；1420年，其他一些达尔马提亚港口和岛屿，加上科托尔。如前所述，乌尔齐尼也在这一时期落入威尼斯之手，巴尔和布德瓦也是如此，不过很快就被当地的斯拉夫统治者夺了回去。所以，从地理的角度看，威尼斯霸权在15世纪中期达到了顶点。临近15世纪末，莱什、斯库台和都拉斯的丢失是个沉重打击。优卑亚岛于1470年，科罗尼和迈索尼于1500年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此时也有一个重要收获：威尼斯先是通过政治手段强迫塞浦路斯的末代女王，在事实上占有了这里，然后于1489年完成了法理上的吞并。
在帝国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商业动机是最重要的。威尼斯没有兴趣在巴尔干大陆开拓大片领土。当然，正如上文所述，城市有其自己的农业区，提供食物和收入，但大多数农业区的规模相当小（扎达尔除外）。尽管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到手后，它们自然也会被用作粮食、油、棉花和酒的供应地，但这并非威尼斯人取得它们的首要目的。威尼斯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漫长航程，航行到“黎凡特”（此处主要是指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和埃及）市场的实际用途。桨帆船和圆船一起被用于贸易目的，如有必要也可以作为军舰保护贸易。由于桨帆船载有大量桨手，因而需要大量劳力，但载货量却非常有限，必须经常补给食物和水，因此需要可以频繁停靠的地方。不可预知的地中海风暴是让这一需要更加迫切的另一因素。桨帆船舷侧的最低点只比水面高出一米多，这也就意味着海况差的时候的确有可能被大海吞没。因此拥有一系列安全的避风港将带来巨大便利。一位现代史学家认为，由于这一时期航海术已经足够先进，足以让水手离岸横渡地中海，因此获得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城镇是为了把它们用作中转由陆路运至的商品的港口。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个辅助性的动因，但水手确实有强烈的理由，希望取得这些威尼斯根据地。
一旦进入了这样一个避风港，他们就会发现它还有其他用处，比如招募人手充当船员。更大一些的领地，比如克里特岛，成为人手的重要来源地——不仅提供单纯卖力气的桨帆船划手，同时也提供有经验的水手和有相关技能的工匠。这些根据地的另一便利之处是能够提供有关前方状况的信息。对于船长和商人来说，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威尼斯要求船舶从黎凡特返回时必须停靠于科罗尼和迈索尼，以提供他们掌握的有关香料价格以及海盗和私掠活动的所有情报。1553年朱斯蒂尼安评论说，丢失乌尔齐尼将对威尼斯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将不愿冒险让船只前往阿尔巴尼亚诸港口。而目前，他们总会停靠乌尔齐尼，以得到这一地区海盗活动的最新情报。朱斯蒂尼安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乌尔齐尼和罗顿半岛上的居民达成了协议：当后者看到都拉斯的海盗出动，他们就施放烟雾信号通知乌尔齐尼。
贸易活动需要得到保护，因而威尼斯的贸易利益也就催生了安全利益。威尼斯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整个亚得里亚海——它被称为“海湾”——是个威尼斯湖，其他势力的武装船只非经允许不得进入。位于亚得里亚海岸中途的重要贸易竞争对手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也不得不接受这一规则：例如，1562年，杜布罗夫尼克一艘武装弗斯特船就在杜布罗夫尼克城外被一位威尼斯指挥官扣押了。他义正辞严地警告杜布罗夫尼克当局，任何武装船只都会被彻底摧毁。大多数时候，奥斯曼人也接受这一规则。在奥斯曼人眼中，这赋予了威尼斯人保护亚得里亚海域的奥斯曼商人和货物的特殊警务责任，这是威尼斯－奥斯曼帝国贸易关系赖以维持的互惠性权利义务网络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舰队出于补给和其他实际目的，偶尔也会访问发罗拉，但他们通常不会继续北行。发罗拉城下恰恰就是亚得里亚海的窄点，在此处，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海峡仅有50英里宽。而且，位于海峡之下的恰恰就是科孚岛，它拥有良港以及守卫良好的城堡，是威尼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科孚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是威尼斯舰队进行海上巡逻的基地，威尼斯的希腊领地也是重要的军事人力来源地，包括轻骑兵。
“帝国”是个历史概念，也是个弹性很强的概念，因而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一系列威尼斯领地没有问题。但是，它当然不应该等同于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帝国主义”概念，它仍缺乏“殖民主义”的意涵。事实上，整个威尼斯的故事仅有一个殖民计划的重要案例：在克里特岛，数以千计的威尼斯人于13世纪定居此地，贵族家庭成员取得了许多大庄园，并以此维持生计。在塞浦路斯，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定居，但此前的统治者培养了一个拉丁－希腊混合的精英群体，一些威尼斯贵族现在也加入了这一精英群体。这个弹性很大的多元帝国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领地。一些希腊岛屿成为小封地，克里特、科罗尼和迈索尼更多地由威尼斯进行直接统治。而在科孚岛、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则尊重当地法规，管理非常松弛。在非必要情况下，比如帕斯特罗维奇人这类威尼斯臣民就几乎不受管理。在希腊领地，特别是克里特岛，威尼斯确实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东正教进行了一些限制。神职人员必须承认教宗的至上地位（如1439年东正教会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短暂地承认过的那般），克里特岛的教士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主教。在帝国全境，天主教会的高层职位任命也被严格控制。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威尼斯人没有系统性地推行意大利化，也没有抑制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比如，学校教育是地方性问题，威尼斯并不插手。
仅有的全面“威尼斯化”的要求是必须使用威尼斯的钱币和度量衡；至少在重大罪行的审判上适用威尼斯刑法（然而民事案件则由法官遵循或者参酌当地法律和民俗进行裁决）；帝国全境须服从威尼斯经济政策的某些一般性原则，包括盐（这是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元素）的生产和交易由国家垄断，（1502年起）限制在威尼斯以外地区建造的船舶尺寸。16世纪早期，所有亚得里亚海的贸易必须经由威尼斯的规定已经是空头文件，在实践中被广泛忽视；只有威尼斯公民（与威尼斯臣民相对）才能参与黎凡特贸易的传统规则也被抛弃。
这一海外帝国名为“海洋领地”，与此相对，威尼斯在意大利大陆的属地则被称作“大陆”。这种区分出于实际目的，比如威尼斯文秘署的文件中也会用到，但是它没有宪法意义。威尼斯宪法条文中，只有威尼斯城和其属地之间有根本差别。威尼斯城是统治者，只有其贵族成员才能担任高级公职；这些人被派去治理扎达尔、乌尔齐尼和科孚岛的方式与治理帕多瓦、维琴察和贝加莫的方式毫无区别。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那些意大利城市在理论上是跟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的城镇，以及科孚岛一模一样的：在每种情况下，威尼斯统治的基本规则都建立在一个名为“让与”的法案的基础上，即该城镇或社区自愿臣服威尼斯。这一法案通常要求威尼斯尊重当地现有法规，而威尼斯对此大度接受。那些法规的运作在某些方面自然会因新的权力关系而改变：城镇议会此前是立法者，现在却变成了协助威尼斯长官的咨询机构。但很多权利也以这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如之前一样，法官从当地贵族中挑选，而不是威尼斯人。在一些情况下（包括15世纪的乌尔齐尼），城镇会坚持由自己而不是威尼斯长官对其乡村地区的村庄直接行使权力。威尼斯统治理论上基于自愿奉献的另一结果是，这些城镇可以不时派出“大使”到威尼斯，用阿谀的辞藻表达他们的忠诚，同时也要求特别的好处，或者处理申诉。
那么总的来说，威尼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低干涉模式对其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属地进行治理。在每一处通常有三个关键的威尼斯官员：民政长官、军事长官和财政官。在像乌尔齐尼这样小一些的城镇，前两个职位也许会合二为一。这些官员通常最多在一地任职两年，他们任职时不是作为职业行政人员，而是作为贵族，在其成年时光中必须完成各种公共服务，不停地上任和离任。一位历史学家尖锐地批评这一制度，认为它会造成普遍腐败，而且官员从未在一地任职足够长时间，也就无法充分了解该地的需要。这样的批评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任期短暂本身就是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旨在降低官员卷入地方利益网络的可能性。当然，正如对许多官员的指控显示的那样，腐败确实发生了。但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处理这一问题，而且威尼斯对腐败行径的处理要比几乎其他任何西欧政府都严肃认真。
奥斯曼征服阿尔巴尼亚及其影响
威尼斯细长脆弱的属地在东、南两面与奥斯曼帝国相连，这个帝国也是当时东欧最具活力的政治力量。在过去两个世纪，奥斯曼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140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已经接管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得重要港口萨洛尼卡，在科索沃之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塞尔维亚领导的联军，并派出大批劫掠部队经由北阿尔巴尼亚大肆掠夺，最远到达乌尔齐尼。15世纪早期的很短时间内，奥斯曼的扩张活动一度停滞，甚至被迫回缩，但他们很快就卷土重来。1415年到1423年间，奥斯曼帝国一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一边对地方领主威逼利诱，结果阿尔巴尼亚地区大部被征服，只有少数城市仍然处于威尼斯人控制之下。阿尔巴尼亚以北的其他巴尔干地区也已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甚至处于附庸地位。然而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停止采取间接统治的办法，派出军队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王国的领土先后并入奥斯曼帝国。对希腊内陆地区的征服也于此时完成。16世纪20年代，伴随着苏莱曼大帝发起匈牙利战役，匈牙利王国的大片国土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欧洲扩张的下一个重要阶段。现在苏丹军队直接面对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领导的军队。事实上1529年维也纳围城之役中，就是在哈布斯堡的抵抗下，奥斯曼人功败垂成。这之后，尽管苏丹在罗马尼亚领地内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明显增强，但再没有对欧洲大陆展开直接的征服行动。即便如此，奥斯曼帝国仍构成了对其北部、西部邻国的巨大军事威胁，这尤其得益于苏莱曼的父亲于1516年到1517年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的肥沃领土之后取得的财政资源。
历任苏丹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和民政统治系统。这一套行政管理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供应两种必需品：打仗的男丁和军饷。因此，很多农业用地被分割成军事封建制的庄园，置于西帕希骑兵的控制之下。这些骑兵在和平时期负责收税，留下一部分自用，战时应召，带领武装仆从赶赴战场。（另有一支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的常备军，它由骑兵军团和常规步兵组成，通常被称为耶尼切里或禁卫军。）领土被分成名为桑贾克的大区，这个词来自土耳其语中的“战旗”。桑贾克由桑贾克贝伊负责管理。这些桑贾克组成行省，其中一些行省的规模如现代国家一般大。行省由总督负责管理。但在地方层面，许多行政事务由卡迪负责，他们还通过一套融合了伊斯兰教法、苏丹律例和当地传统法律元素在内的法律体系，实行奥斯曼司法。尽管非穆斯林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也可以向卡迪寻求正义。非穆斯林还要缴纳一种特定的分级人头税，而穆斯林则不必。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没有试图强迫非穆斯林臣民皈依伊斯兰教；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继续在奥斯曼帝国发挥影响。这部分是考虑到伊斯兰教关于“有经人”的传统信条，部分是考虑到如果没有非穆斯林缴纳税收，公共收入将会下降。但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与许多前现代帝国一样，对其臣民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只要能够获得所需的金钱和兵源，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服务和原材料，奥斯曼帝国似乎没有动力去改造他们。奥斯曼帝国行使起国家权力来，有时的确反复无常且专制，但很多基督教国家同样如此。在巴尔干半岛的某些地区，农民接受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生活得到了真正的改观。农民为西帕希付出的劳役比之前为封建领主付出的大为减轻。事实上，15至16世纪，有很多农民从奥斯曼帝国尚未征服的地区迁徙至奥斯曼帝国境内。
不过，有些地区经过奥斯曼帝国很长时间的统治后，却开始了武装抵抗。宗教动机经常是原因之一；在此前统治者无为而治的地区，人们对税收和征发男丁到远方参战的普遍敌意，也是部分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当地长官的不满。不论是宗教领导人还是世俗领导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大超越了其被允许行使的有限政治权力。巴尔干地区试图摆脱苏丹统治的斗争中，15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最为激烈和持久。豪强地主家族的后裔斯坎德培在于1468年去世之前的二十五年间，领导了一系列反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为了打败他，帝国苏丹三次率军亲征阿尔巴尼亚，但均未能征服其主要据点克鲁亚要塞。斯坎德培此后死于疾病而非战争。1478年，也就是斯坎德培去世十年后，克鲁亚才被彻底征服。
14世纪9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压力第一次扰动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地区此时在众多封建领主统治下四分五裂，无法组织抵抗。都拉斯、莱什和斯库台由当地统治者转交给威尼斯人控制。作为贸易城市，它们均有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商业阶层，而且威尼斯自身就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再自然不过，这是保护商业活动免受奥斯曼帝国征服威胁的最佳方式。斯坎德培生前，这三座城市仍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是范围大得多的“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地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阿尔巴尼亚地区经历过的政局动荡。但是奥斯曼帝国在1478年最终征服克鲁亚城堡的那场战争也将莱什纳入囊中。同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对斯库台城堡开始了史诗般的围攻，最终于1479年取得成功。都拉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仍处于威尼斯的控制之下，但是也于1501年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对这些城市的影响相当巨大。以斯库台为例，绝大多数基督徒选择了逃亡；因此，当人口逐步恢复之后，斯库台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城镇。贸易路线也终于恢复；根据朱斯蒂尼安1553年的报告，经过斯库台的大宗货物有皮革、蜡、羊毛、地毯、毛毡、羽纱和各种香料，其中一些货物来自遥远的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莱什也参与了部分贸易。莱什的基督徒人口在1478年奥斯曼帝国征服此地时也纷纷逃离，那些仍留在所谓的“岛屿”（德林河两条支流之间的三角洲）上的基督徒也在1501年到1503年反抗失败后选择离开。进入16世纪下半叶，莱什仅包括城堡及其穆斯林驻军，还有其下河岸地带的一个基督徒小聚落。尽管发生了上述所有变迁，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人仍然来到莱什；朱斯蒂尼安的记述强调从阿尔巴尼亚北部肥沃平原运至的谷物是主要商品，但155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人们也在莱什买卖波斯丝绸。
都拉斯在150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也丧失了基督徒人口。几年后编制的税务登记册仅仅列出了驻守堡垒的118名军人。16世纪20年代访问此地的旅行者把它形容为一座废墟中的城市。然而，16世纪50年代威尼斯人的报告中，都拉斯已作为海盗活动或海上私掠的中心而被经常提及。1556年5月，威尼斯舰队指挥官克里斯托福罗·达·卡那报告都拉斯有八艘海盗船。次年，一艘威尼斯商船就在乌尔齐尼海岸不远处被五艘海盗船扣押，然后直接带往都拉斯。这些人也许是穆斯林私掠者。毫无疑问，吸引他们来到这一港口的是此处由奥斯曼人控制的堡垒。当被威尼斯桨帆船追击时，他们可以托庇于其火炮之下。但是私掠毕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其赃物常常在都拉斯出售，这说明都拉斯的市场经济仍然在正常运作，城中不仅有奥斯曼军人，也有文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世纪稍晚一些时候，都拉斯还是个粮食出口中心。发罗拉也成为一个海盗基地，同时也是到访商人采购粮食的重要城市，其出口规模比都拉斯更大。尽管在外国人的记述中发罗拉常与都拉斯并称，这两座城市在前奥斯曼帝国时期作为商业中心城市功能也非常相似，但它们近期的历史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发罗拉是奥斯曼帝国最早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城镇之一，而且由于其统治者和平献城投降，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奥斯曼统治造成的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大批犹太人为了逃脱在西欧受到的迫害，拥入此地。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犹太人在发罗拉受到欢迎。1520年，至少有2700名犹太人居住于发罗拉。他们的居住区均以迁入地的名字命名，比如“西班牙区”“加泰罗尼亚区”“卡拉布里亚区”和“奥特朗托区”。那时，他们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人口大部分是基督徒（希腊正教徒），穆斯林的比例非常小。到这一世纪末，犹太人口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商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海盗活动的增长让穆斯林人口有所增加，但此地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粮食贸易，一些酒、岩盐的出口，以及对当地优质沥青的开采。这些沥青是建造和维修船舶的原材料。
这些故事的一个方面需要澄清。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来势力接管了所有领域，不仅是受人关注的统治权问题，还包括穆斯林居民的迁入和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但这一印象是错误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迁来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当地人。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多与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上的考虑。尽管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有一些法律特权，他们绝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排他性阶层，家族忠诚观念的强大纽带逾越了宗教分歧，持续发挥作用。这里比第一眼看上去的有更多连续性和协作。以发罗拉为例，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作为商人、船主和船长一起工作的案例。至于海盗，小规模的海盗行为和沿海的袭击活动在这些水域早已司空见惯，这和地中海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例如，莱什和都拉斯中间是罗顿半岛，其居民在16世纪中叶仍然是基督徒，当时他们就乘自制的小船外出劫掠其他沿海地区。罗顿－都拉斯地区的海盗史最早可以上溯至14世纪。早在1479年，苏丹针对发罗拉的海盗发布过命令，我们怀疑这时这些海盗不仅是当地居民，而且仍是希腊正教徒，因为此时发罗拉还没有穆斯林人口。
斯库台、莱什、都拉斯和发罗拉的故事促使我们从更广的维度思考阿尔巴尼亚在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四个城镇都位于或者靠近海岸，这并非巧合。贸易是使城市延续数世纪的主要因素，即便是处于封建领主的控制之下，这一因素也让它们保有一些市政特权。另一个主导因素则是地理位置：它们所属的这一沿海和近海地区的城镇网络位于阿尔巴尼亚西北隅。由于相同的原因，这一城镇网络也是非典型的，在这个国家的广大腹地也没有同等规模的城镇网络。斯库台、莱什和都拉斯等地许多操意大利语的天主教徒选择迁徙至其他威尼斯领地——包括乌尔齐尼——或者直接迁至威尼斯城，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大规模驱逐并非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但他们的战争政策确实允许对一开始拒绝投降的城中居民进行惩罚和奴役，这增强了有条件迁走的人远徙的决心。但同样真实的是，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和斯坎德培的长期激烈对抗也造成了来自内地的移民潮，数以千计的人们经由沿海城镇，乘船来到意大利南部。很多人定居下来当农民，一些人发挥自己的技能，成了轻骑兵战士。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成为意大利大多数地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528年阿韦特拉纳战役中，受雇于那不勒斯王国的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与受雇于威尼斯的阿尔巴尼亚裔、希腊裔轻骑兵作战。1544年布洛涅围城之役中，英王亨利八世的军队中就有阿尔巴尼亚人。一代人之后，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裔战士在法国国王军中参加战斗；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在佛兰德的军中也有装备标枪的阿尔巴尼亚裔轻骑兵；1576年布鲁塞尔也有阿尔巴尼亚裔战士。有人也许会说斯坎德培长期与奥斯曼帝国对抗，让两样东西扩散到了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他作为基督教世界英雄的声誉和他属下骑兵的后裔。
阿尔巴尼亚各地区在斯坎德培抵抗奥斯曼期间遭受的破坏和大规模移民状况不尽相同。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从15世纪30年代中期就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大多数时间保持和平状态，其村庄和小城镇的人口也以健康的速度增长。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征服的过程对阿尔巴尼亚北半部分造成的创伤比其他巴尔干地区更多，原因并非奥斯曼帝国在这些地区使用了根本不同的手段，也不是因为一旦控制这些地区，就推行了更加专制的统治制度，而是其他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国家西北隅的主要城镇网络的居民与威尼斯这个重要势力有特殊联系，使得他们能够在最后关头寻求其庇护。这些具有商业活力的人口移民外地，对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其他大多数地区的村庄、庄园在旷日持久的反抗战争中，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使用焦土政策时被摧毁，已有的权力结构也被打破。彻底粉碎对他们统治的反抗后，奥斯曼人对重建这一区域的兴趣不大，因为其农业产量减少，贸易路线中断，商业中心不再宜居，经济价值已经有所下降。位于南部的发罗拉经济表现要好多了。当北部的一些城镇残破凋敝成村庄时，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由乡村规模的聚落扩展为小城镇。
内容简介：
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犹如巨大的角斗场，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但就在激烈的对抗之下，双方依然存在着密切往来。
凭借地域和语言优势，布吕尼-布鲁蒂家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活跃于大国博弈的台前幕后。他们跨越东地中海及欧洲腹地，游弋在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之间。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为谋求个人与家族的成功，深入间谍活动、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
追踪这一家族的兴衰，本书展示了基督教国家互相矛盾的地缘战略，也描述了奥斯曼帝国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展现出现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作者介绍：
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
1995年以前，曾任政治专栏记者及外交事务编辑，在英美各大报刊发表多篇政论及书评文章。之后转入学术研究，长期关注巴尔干地区历史与基督教–伊斯兰关系，作品包括《波斯尼亚简史》《科索沃简史》《叛军、信徒、幸存者：阿尔巴尼亚人历史研究》等。
1997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不列颠学院院士。2013年获不列颠学院勋章。2014年，因其在学术、新闻及欧洲史方面的贡献，获封爵士衔。
马尔科姆聚焦于相互通婚的布吕尼与布鲁蒂家族，如猎犬一般追踪他们的气息，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存在于波兰、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之间的深刻联系。本书既是无可挑剔的原创研究成果，也是有关欧洲东西方、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关键历史时刻的精彩作品。
——大卫·阿布拉菲亚（剑桥大学教授，《伟大的海》作者）
马尔科姆遍访欧洲档案馆与图书馆，提炼出近似冒险传说的故事。他所描绘的正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呈现的世界，并展示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中采用的“微观史”技巧。
——《立场》杂志
《帝国代理人》是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最为准确、最为细腻的见解。权威历史学家，牛津万灵学院研究教授马尔科姆，掌握惊人的多种语言，既是训练有素的档案侦探，又是令人着迷的作家。他深谙传记的艺术在于照亮整个时代，并巧妙绘制出一幅包含在地缘政治全景中的多彩国家肖像。《帝国代理人》描绘了16世纪后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之争，是一部嵌在近乎普鲁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欧洲百科全书中的家族“微观史”。
——《国家利益》杂志
《帝国代理人》十分惊艳，马尔科姆无可匹敌的语言能力与历史洞察复活了在16世纪50年代到漫长的土耳其战争这半个世纪冲突中失落的世界。马尔科姆不从国王、将军与大使的角度来叙述这段历史，而是追寻两个通婚的阿尔巴尼亚家族的命运。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将阿尔巴尼亚置于了地中海世界的正中心。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将成为所有粗鄙的民族主义以及众多历史刻板印象的解毒剂，它将读者带回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的时代，彼时个人忠诚与宗教联合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本书巧妙地重构了东地中海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当时海上强权正在争夺岛屿、港口及其腹地的控制权。就威尼斯而言，它身处一个包含罗马教宗在内的松散而脆弱的基督教联盟，而奥斯曼帝国则在伊斯兰旗帜下横扫大海。
——《经济学人》
在惊人的大量研究之后，这本历史著作通过一个阿尔巴尼亚大家族的视角，来观察16世纪的地中海，该家族在两大区域性主导国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中都发挥着影响。
——《纽约客》
让地中海如此迷人的东西也让书写其历史变成巨大的挑战。马尔科姆的《帝国代理人》是本恢弘巨著，以两个阿尔巴尼亚家族交织的故事为棱镜，透视造就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与冲突……这本书是对地中海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在马尔科姆的叙述中，你一定会找到与当下的共鸣。
——《卫报》
很少有人拥有马尔科姆的语言能力和历史视野，这是《帝国代理人》如此重要的众多原因之一。它打开了深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腹地的新视野，将这一时期的重心从意大利向东挪开，恰恰是奥斯曼及其周边新近发生的那些事件，可能对地中海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
——《每日电讯报》
诺埃尔·马尔科姆在这一多面性历史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使人们了解了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苏丹国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意识形态关系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纯粹的权力斗争。马尔科姆开辟的小径值得读者一探究竟。
——《金融时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乌尔齐尼、阿尔巴尼亚与两大帝国
第二章 三个家族
第三章 为威尼斯效力的安东尼奥·布鲁蒂
第四章 为上帝效力的乔瓦尼·布吕尼
第五章 加斯帕罗·布吕尼与马耳他骑士团
第六章 桨帆战舰与地缘政治
第七章 反叛与奥斯曼的征服
第八章 勒班陀战役
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奥斯曼卷土重来
第十章 布鲁蒂与布吕尼家族在伊斯特里亚
第十一章 巴托洛梅奥·布鲁蒂与战俘交换
第十二章 伊斯坦布尔的间谍活动与蓄谋破坏
第十三章 秘密外交与大维齐尔
第十四章 锡南帕夏与摩尔达维亚冒险
第十五章 加斯帕罗·布吕尼与胡格诺战争
第十六章 安东尼奥·布吕尼与耶稣会士
第十七章 摩尔达维亚、鞑靼人与哥萨克人
第十八章 掌权的巴托洛梅奥·布鲁蒂
第十九章 克里斯托福罗·布鲁蒂与译员家族
第二十章 流亡大公与他的顾问
第二十一章 哈布斯堡–奥斯曼战争与巴尔干叛乱
第二十二章 帕斯夸莱·“布鲁蒂”与他的和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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